
时隔多年,很多人都在感叹,‘雅芳太听话了。’禁令一出台,雅芳中国就慌慌张张寻求一个卖货的容身之所,‘不管是杂货店、超市还是复印店,只要能卖东西,就能卖雅芳。’这样一来,前期付出大量精力培养的‘雅芳女士’们大都没有了用武之地,不是转入安利、玫琳凯麾下,就是干脆辞职。雅芳的产品从这些时髦女士手中,转向零零碎碎的小店铺。尽管在短短半年内雅芳就拥有了数以千计的‘销售网点’,却是活生生斩断了自己最有优势的销售网络。
果然,通用的“关厂”计划话音未落,特朗普立马在个人推特上表示,对通用关闭俄亥俄州等多个生产基地的决定感到“非常失望”,并且表示自己正在考虑砍掉通用汽车的所有补贴。在资深汽车评论员凌然看来,尽管此次发力转型的速度让许多业内人士“大跌眼镜”,但通用近期发起的一系列变革背后有其一贯的市场逻辑。
37、《科技日报》:您刚才谈到华为主战部队越来越精干,你们作为一个商业公司怎么看裁员?裁员这个问题在中国市场比较敏感,但是实际上ICT行业很多公司目前准备裁员或者已经进入裁员,华为从1987年到现在没有大规模裁员。任正非:其实外面离职的华为员工已经比在职员工多,怎么走出去的?自愿走出去,也是走出去。任何一个业务做得不好,是主官的责任,不是员工的责任,员工在前进过程中也有很多技能,当我们裁掉部门时要给员工有出路。比如,最近表彰了业软部门,他们提出有一万人要走红地毯,我批了同意,后来是几千人走了红地毯。2017年,我们在上海战略务虚会讨论决定缩减业软领域,没有做出成绩来。裁减掉他们时,我还担心有问题,悄悄给人力资源讲先涨一点工资再走,他们没有做出成绩,职级太低了,去其他部门会吃亏。两年后我视察时,发现很多人多没有等到涨工资就奔赴新战场了,终端、云的成功,与这被裁减的一万多员工有很大关系。他们奔赴到战略机会点去,既升职升级,又找到了作战机会。裁减的这两年,社会上一点声音没有,公司一点怨声载道都没有,一万多人的转岗完成了。现在很多部门也在裁减,然后把大部分富余人员转岗到主要的战略主攻部队去,少量平庸才会劝退。现在是这样的结构性调整,裁掉部门不是裁掉员工。
27、《36氪》:刚才大家问了很多问题,都说华为有备胎计划,还有对现在的情势很乐观。现阶段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?这次事件牵涉到您的家人,在日常与家人沟通相处的过程中,对您的决策有没有什么影响?任正非:抓我的家人,就是想影响我的意志,我家人给我的鼓舞就是鼓舞我的意志。女儿写给我的信说,她会长期做好思想准备,她也很乐观,我就放心了,减轻了很大压力。我要超越个人、超越家庭、超越华为来思考这个世界上的问题,否则我就不客观了。
自2017年开始,非金融企业债务中国企的占比越来越高。最初这一变化与企业产能清理相关,一些不符合要求的落后产能退出市场,而民营企业在其中的占比较高。2018年后则是与金融严监管有一定联系,整体信用环境收缩对民营企业影响较大。民企资产和债务的增速都远远小于国企。对于这样的变化趋势,尤其要引起重视。中央提出要大力推进金融支持民营企业,促进金融供给侧改革。我们确实也能从数据上看出非国有企业债务增速开始回升。但仅从国企来看,其负债增速依然较快,仍徘徊在15%的同比增速上下,既高于民营企业债务的增速,也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,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。
斯克拉尔说,从某种意义上说,世界历史就是不断城市化的历史。从历史上看,无论是英国、美国等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,还是日本、韩国等新近崛起的亚洲经济体,在经济高速增长时,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城市化率快速提升。例如,目前美国超过8成人口居住在仅占全国总面积约3%的城市中,而一个世纪前美国城市人口比例仅约45%。同样,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也实现了快速城市化。1960年,日本城市化率已达63.3%,1975年升至75.9%。